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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素:论中国人的性格

1970-1-1 08:00| 发布者: 万人往| 查看: 1509| 评论: 0|原作者: 罗素|来自: 《罗素自选文集》

摘要: 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:中国人不可思议,满脑子的神秘思想,我们难以理解。如果到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,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。

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:中国人不可思议,满脑子的神秘思想,我们难以理解。如果到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,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。但是,依我在那个国家 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,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像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。我与中国人交谈就像与英国人交谈一样,他们回答我也很像英国人回答一个中国人。中国 人相当有教养,聪慧而明智。我根本不相信“东方人阴险”的神话。 我确信,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,一个英国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。可是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富裕的白种人做生意时,这种活动常常只是有利于其中的一方,那毫无疑问,白人受骗上当,而中国人只有像派驻伦敦那样的昏庸官僚才会如此。 中国人最博得人们赞赏的品质之一,是他们把握外国人感情的能力。不论是到中国去旅游的,还是多年居住在那儿的,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喜爱中国人。尽管英日两国结成联盟,但是我想不起哪一个孤身在远东的英国人,会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。只有那些在他们中间长期生活的人,才能获得自己的看法和标准。 初来乍到中国,一定对那里显而易见的弊端感到震惊:乞丐成群,贫穷惊人,疾病横行,社会混乱,政治腐败。每个有正义感的西方人,无不首先强烈地期待中国人能革除这些弊端。中国理所当然地应进行改革。 但是,中国人,甚至是那些本来可以避免充当不幸的牺牲品的人,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态度。他们就像等待苏打水的泡沫会自行消失一样,等待着中国现状中的弊端自行消失。而且,这种盲目的观望等待态度,也逐渐影响到被搞糊涂的外国旅游者的理智。 等一阵愤恨过去之后,他们开始怀疑起自己原来一直确信无疑的信条是否正确。时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临,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明智?放弃现有的欢乐,终月想着灾难的可能在某一时刻到来,是不是一种慎重?难道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建造一座永远无法居住的海市蜃楼中度过?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持否定态度,因而他们能忍受贫困、疾病和腐败。但是,作为对这些弊端的自我补偿,中国人保持着文明享乐的能力。他们经常自娱、逗笑,在阳光下取乐和讨论哲学。这是工业化的国家所没有的。中国人,包括各阶层的人,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民族都更喜欢开玩笑。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寻找乐趣,而且总是用笑话来缓和争端。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,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,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,路途崎岖险峻。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。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,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十分钟。他们立即生成行拿出烟斗,又说又笑,似乎对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。如果在其他任何国家,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 气,以此要求增加小费。我们在那时却担心汽车是否已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我们。 遇上有钱的中国人他们会给你海阔天空地探讨一番:宇宙的星辰日月是循环式地转动的,还是直线式地轮回运行的;一个完美的哲人是彻底地奉献自己,还是有时也考虑一点自己的利益。 你偶尔会遇见一些一叶障目、被假象所迷惑的白人。他们被一种假象所迷惑,认为中国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,这种人恰恰忘记了构成文明的要素。在北京没有有轨电 车,电灯也很落后,这是事实;但是,北京有许多令人神往的、非常美丽的地方,并且至今完好无损,而欧洲却为了从这些地方挖煤槽蹋得肮脏不堪,这也应该是事 实。有教养的中国人善于写诗作赋,而不善于记住《特克年鉴》里可以轻而易举查明的世间百事,这更是事实。


一个欧洲人在向旅游者推荐下榻地点时,往往告诉你,那里乘火车很方便,因为对欧洲人来说,在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。但是,中国人 却会对火车只字不提,即使你问起,他也会答非所问。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的是,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造的宫殿,哪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 著名诗人所建的。正是这种文化视野和看法不同,而被西欧人误认为不文明。


 


中国人,上至高官显要,下到平民百姓,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,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,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。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 很谦恭的。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,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,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。我认为,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、最文明的国家,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,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。


但是,中国人的这种观点也逐渐被西方人认为至少不是荒唐的,因为各自持有的价值标准不同,结论也会不同。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;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。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这种性格差别,形成根本的鲜明对照。


我们西方人崇尚“进步”,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。如果有人问我,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?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 次: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,因此,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我们确信,十有八九所谓崇尚“进步”的西方人,所谓爱好“进步”实际上是嗜好权 力,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,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。


为了追求这种乐趣,一个美国青年会没命地工作,以致当他成为百万富翁时,自己却成了消化不良的受害者,被迫靠吃烤面包和白开水为生。他在设宴款待宾客的许多 筵席上,面对山珍海昧自己却只能充当一名旁观者。即使如此,他仍然会自慰地想,他能控制政治,按其投资的需要能发动或阻止战争。恰恰是这种特有的气质,使 西方民族具有“进取性”。


当然,中国也有抱负远大、雄 心勃勃的人,只是不像在西方那样普遍。而且他们的抱负和雄心采取了不同于西方——并不优于西方的表现形式。他们选择了由偏爱享受权力而产生的一种形式。正 是这种贪婪泛滥,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。金钱意味着能带来享乐,因而中国人把金钱作为强烈渴求的对象。


对我们西方人来说,人们渴求金钱,只是把它看作争取权力的工具。政治家追求获得权力,并非看重金钱,因此经常满足于个人寒怆拮据的生活。在中国,权柄在握的官僚们,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——搜刮大量钱财。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适当时候身持巨额财富逃往国外安享余年。


事实上,逃离后丧失了权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。显然,这样的中国政客们所造成的社会灾难,仅限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以内。而我们西方政府则不然,为了在选举中独占塑头,不惜损害包括本国利益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的利益。


中国政界的腐败和混乱所造成的损害,远不如我们想见的那么可怕。我们西方的所谓“高效率”政府,特别是日本政府那掠夺成性的追求巨大权力的欲望所带来的灾难 比中国要大得多。绝大多数现代政府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性。因此,他们干得越差,效果就越好。在中国,政府懒散、腐败、愚昧,那里却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。这 种个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已丧失殆尽。


中国的法律像其他国家一样不完善。有时候,某人因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国外势力的压力下坐牢,正如他会在英国、美国遭到同样命运一样。但这种情况实属罕 见;平常在实际生活中,很少有干扰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情况发生,就如个欧洲人在1914年以来,一个美国人在1917年以来,享有个人的自由一样。


一个中国人并没有需要随波逐流的压力感。人们依然只需像自己,并不担心所得出的结论公布后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。个人主义在西方已被废弃,但在中国却依然生存 着。这有好的一面,也有恶的一面。中国的每个劳苦百姓,或多或少保持着自我尊重和人格尊严,而这在西方只有极少数金融寡头才有。


中国人的“死要面子”,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。然而,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。每个人都要“面子”,甚至连社 会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。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,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,不然你就是在羞辱他。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施规则的方式和一个中 国人讲话,那他一定会嘲笑你;如果中国人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,那你的话必定被他们当作了笑料。 有一次,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用功,我就像以前对我的英国学生那样谈了些看法。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。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。我对此感到很惊讶,后来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。中国人,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远比我们西方人更讲究客套。


然而这种习惯不利于提高效率,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诚挚而真实的关系。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,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。但是,中国 人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心性。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方人的直率相比,究竟孰优孰劣,我尚不敢断言。


在一个英国人看来,喜欢妥协和屈服于公众舆论的压力,是中国人性格中的特点。很少有一种冲突发展成为轩然大波。满洲皇帝的待遇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西 方,国家一旦变为共和国,人们向来是砍掉被废黜的君主的头,或至少将其流放到国外。在中国给皇帝依然保留皇上的称号,华丽的宫殿,大批的太监内臣,每年九 百万元的贯俸。溥仪现在正满十六岁,安宁舒适地住在紫禁城内。在一次国内战争中,他曾名义上复辟过几天,但他又一次被推翻,并没因为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 何惩罚。


在中国,公众舆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。1920 年北洋军阀御用的“安福国会”的垮台,主要归咎于舆论的压力。这个国会是亲日派,并接受日本贷款。对日本人的切齿仇恨,是中国人的一股最强大、最广泛的政 治激情。这场反对“安福国会”的运动,是在学生们的宣传鼓动下发起的。一开始,“安福国会”有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力量,但当士兵们在舆论影响下明白了应当 为谁而战时,就开始倒戈。最后反对派进入了北京,几乎不打一枪就一举推翻了“安福国会”的政府。


这种公众舆论的影 响,在一次教师的罢工斗争中也起了关键作用,那场教师罢工斗争在我离开北京时取得了胜利。当时政府由于腐败,财政资金一直紧缺,拖欠了教师好几个月的工 资。教师们被迫在学生们的声援下向政府和平请愿,强烈要求颁发工资。结果,士兵和警察出面镇压,双方发生冲突,许多教师和学生都受了伤。尊师重教在中国民 众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基础,因而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


报界立即发表文章表示声讨此事,政府刚得了三个依凭武力强行敲诈勒索的军阀900万元的不义之财。政府如果拒绝教师们提出的几万元的合理要求,实在找不出任何借口,无奈只能向舆论屈服。我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里,不会因为教师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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